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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投企业非标融资之“前世今生”

导言

      非标融资作为城投企业融资的重要手段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投基建融资的缺口,城投企业在享受非标融资带来融资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风险。2017年以来,城投企业进入偿债高峰期叠加地方债务管理趋严和金融去杠杆的背景,市场资金面偏紧,城投企业转标压力很大,因此也引发2018年多家城投企业陆续爆出非标融资逾期等负面消息,市场对于各区域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状况的关注度与日俱增。


      本文首先参考“8号文”和“资管新规”中对于标准化债权资产和非标准化债权资产的定义,将城投企业的非标融资进行了范围框定,即主要有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信托受益权转让、资管计划、融资租赁、带回购条款的股权型融资(或称为明股实债)等。


       随后,文中对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前世”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具体梳理了银行信贷方式对接、信托贷款、融资租赁、“明股实债”四种主流的城投企业非标融资方式的发展历程、模式和会计处理方式。


      *后,本文选取930家城投企业样本(以发债城投企业为主),根据前文城投企业不同非标品种融资方式的记账特点,对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的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今生”情况进行统计和梳理发现,由于行政等级低的城投企业融资渠道和资源协调能力相对有限,融资难度更高,因此此类城投企业对非标融资的依赖度更高;而且,不同地区之间根据其经济发展、政府债务负担、区域融资环境、发债平台等级占比等特征的不同,对非标融资的依赖程度亦表现出较大差异。鉴于2019年城投企业债务又一高峰期的到来、非标融资接续难度仍较高,需要密切关注非标融资规模大、占比高的区域及区域内的低等级城投企业。

一、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界定

      非标资产的全名为“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以下简称“非标”),但长期以来,非标资产无明确定义,直至2013年《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文)颁布,才给予了非标资产较权威的定义作为参考,即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其在定义的过程中采用了枚举式对非标资产的种类进行了列举。随后,银监会也在不断调整该定义,甚至包括证监会在内的其他监管机构也对非标资产也有相关定义。2018年4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以下简称“四部委”)联合发布《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资管新规”),其中对标准化债券资产定位为应当同时符合以下条件:1、等分化,可交易;2、信息披露充分;3、集中登记,独立托管;4、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完善;5、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经国务院同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并指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之外的债权类资产均为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即不符合上述5个条件的即为非标资产。


       综上可以看出,能否在监管机构认定的交易场所中进行交易成为了定义非标准化债权资产与标准化债权资产之间的一个共性条件。但两个定义又不尽相同,分别来看,银监会8号文以枚举式直接指明非标资产的种类,只是随着非标资产不断推陈出新,银监会8号文很难将所有的非标资产种类囊括其中;而资管新规则是正面严格定义标准化债权的认定标准,除了在考虑交易场所的基础上,还新增了公允价值、流动性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简而言之,不符合的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认定标准的即均为非标,但实际操作中可能面临一定的主观性。


      本文主要讲述与城投企业相关的主要非标资产,因此结合银监会8号文列举的非标资产种类和资管新规中标准化债权类资产中的定义,本文中与城投企业相关的主要非标资产主要指:委托贷款、信托贷款、信托受益权转让、资管计划、融资租赁、带回购条款的股权型融资(或称为明股实债)等。需要特别指明的是,PPN、私募债虽然都是非公开发行或定向发行的债券,但是其均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等监管认定的交易场所发行、交易,而且符合“资管新规”中对标准化债券资产的定义,因为本文并未将PPN、私募债纳入城投企业非标资产的范围中。



二、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起源


      2008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稳定经济,我国推出“四万亿”经济刺激政策,地方政府积极拉动铁路、公路及基础设施项目,中国经济不仅没有发生衰退,反而掀起新一轮的经济繁荣,2009~2011年中国GDP增速平均高达9.33%,在“四万亿”刺激后的几年,经济出现一定的过热倾向,资产泡沫显现。为抑制经济过热,2010年监管机构开始进行调控。由于前期政府投资大幅度增加带来银行信贷资产迅速扩张,因此信贷采取总量控制方式开始收紧,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成为银监会限制银行贷款重点投向的领域之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不得不转换融资方式。


      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地方政府对基建项目的成本考虑相对较少,对利率的敏感度相比其他行业相对较低,其目的是为了政绩的提高追求GDP的高速增长,因此极力争取较易获得的融资,避免项目前序投资资金链断裂造成烂尾;于银行而言,非标融资一方面能满足银行在利率市场化进程下追求更高收益的需求,另一方面其形式灵活,可以通过同业资产、券商、基金子公司等资管的通道方式将非标资产表外化,收益表内化,甚至可以少计提或者无需计提资本,从而达到规避信贷规模和投向的管制、降低资本消耗和拨备的监管压力等目的。因此,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银行两方不谋而合,银行通过各种非标融资方式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提供了大量资金,促进了非标融资的蓬勃发展。我们仅从央行公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看,2008~2009年,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分别同比增加20.50%和34.80%,而在那两年**代表非标融资的信托贷款存量分别同比增加84.30%和63.40%,大幅度超过社会融资的同比增速。


三、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主要模式


      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资金来源可以分为银行机构和非银金融机构,其中银行机构为*主要的资金来源,以“信贷方式”间接实现非标融资;非银金融机构例如信托机构的信托贷款、融资租赁公司的融资租赁贷款、保险机构或私募基金的“明股实债”方式也对城投企业发放了大量融资贷款。同时考虑到城投企业非标融资体量大,市场并无较为权威的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统计,且城投企业记账方式多样,因此本文梳理了非标融资业务模式和会计处理方式的差异,为后文统计城投企业非标融资规模做铺垫。具体如下:


(一)以“信贷方式”实现非标融资


1、业务模式

      在以信贷方式实现非标融资的业务模式下,随着不同时期监管的特征,呈现出如下变化:


(1)2005~2010年,以银信合作为主的银行表外方式,理财资金投资单一信托计划。

      早期的银信合作仅仅停留在银行代理销售信托产品的层面。2005年底,银监会颁布《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和《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准许银行经营委托理财业务,银信理财合作以商业银行利用理财资金购买信托产品等方式展开,此时银信产品的大门才正式开启。在“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后,监管开始严控表内信贷资金流向,银行为规避监管通过大量发行融资性理财产品开展表外业务,将募集的资金借助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从而实现对城投企业(已授信企业)间接放贷(具体业务模式见图1)。根据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全国信托资产共计20,440亿元,其中银信合作业务为13,294亿元,占全部信托资产的65.04%;2009年社会融资规模中信托贷款的增速高达63.40%。


(2)2010~2013年,银监会规范银信合作,券商、基金资管通道业务的银行表外方式飞速发展 。

       由于担心急剧膨胀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冲击银行资产质量、规避监管、影响宏观调控,2010年7月2日,银监会紧急叫停部分银行与信托公司的合作业务,尤其是银行表内信贷资产转移表外的产品和信托贷款类产品,并在随后下发多项文件规范银信合作,信托贷款存量增速于2010年中开始急速下滑,增速由2010年的34.40%下降至2011年的13.50%。虽然银信合作监管日趋严厉,但2012年恰逢证监会开始鼓励券商、基金子公司创新改革,券商、基金全面放开资管业务。受益于政策红利的释放,银行理财资金投资非标债权开始转向与券商或基金子公司密切合作,从而绕开银信合作的约束,但由于券商和基金子公司没有发放贷款的资格,所以变相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开展合作:


模式1:采用委托贷款方式,简单来看,即实际出资人银行A发行理财资金作为委托人,通过券商或者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计划(通道)委托银行B对城投企业(银行A已授信)进行变相融资。


模式2:采用信托贷款方式,即“银证信”或“银基信”合作。可以绕开前文所述银信合作的约束,即在第一种方式下,由银行B换成了信托公司银行A先作为委托人与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签订定向资产管理合同,再由券商或者基金子公司的资管计划将理财资金委托信托公司设立信托计划将资金投向城投企业(银行A已授信)。


(3)2013~2015年,部分表外业务转向表内,以同业资产间接实现非标融资。

      通过银行、券商和基金等层层嵌套投资的非标模式,一方面,实际出资人银行A得以隐藏,在分业监管模式下,银监会难以把握实际非标融资规模,银行风险资本计提不足;另一方面,不易于宏观调控,M2增速无法有效把控,引发通胀抬升,实体经济持续加杠杆。因此2013年3月25日银监会发布《中国银监会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银监发【2013】8号,简称8号文),规范商业银行理财间接投资非标业务。监管的核心内容主要包括:理财产品应与投资资产一一对应、充分披露理财产品各项信息、理财投资资产中的投向信贷类的比例限制以及理财投资合作机构名单制管理。此阶段,监管机构对理财投资非标施加了较强的限制,利用表外对接非标规模扩张受到限制。根据wind数据显示,银行理财中非标投资占比从2013年末的27.49%下降至2014年末的20.91%。

       在此背景下,银行开始转向采取同业业务[根据127号文,银行同业业务是指*******境内依法设立的金融机构之间开展的以投融资为核心的各项业务,主要业务类型包括:同业拆借、同业存款、同业借款、同业代付、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等同业融资业务和同业投资业务]表内方式对接非标的模式,与前文所述的以信托、资管等通道为核心进行投资的方式不同,同业模式下是以银行之间的通道为核心涉及到两方、三方甚至更多方银行之间的合作,较为经典的同业模式是买入返售三方协议模式。


       具体来看,一般有资金过桥方(甲方)、实际出资方(乙方)和信托受益权远期受让兜底方(丙方)三方参与并签署协议。乙方由于信贷政策受限,通过甲方(实际业务中银行、基金、券商等主体均可担任)委托信托公司向城投主体发放信托贷款。同时,若在甲方作为银行的情况下,甲方可以将信托受益权卖断给乙方,甲方作为资金过桥方通过该操作顺利将该笔形成的对城投主体的非标债权出表,而乙方(银行)作为实际出资方以同业资金受让甲方持有的信托受益权,丙方(银行)则承诺在信托到期日前无条件购买乙方受让的信托受益权,信托受益权就成功从甲方到乙方、并进而在远期到丙方,丙方才是风险的真正承担方。甲、乙、丙三方通过该操作将交易转变为同业业务和间接放款的目的,获得收益的同时还无需缴纳准备金,而且风险权重较正常贷款也更低[根据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同业业务的风险权重为3个月以内20%、3个月以上25%,而常规贷款业务的风险权重很高,比如投向工商企业的,风险权重为100%]从而规避了监管和减低了资本消耗。

       实际业务中,根据买入返售三方协议模式进行变种,可以加入多个过桥方嵌套来规避监管。2014年,银监会出台《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银发[2014]127号,以下简称“127号文”),对同业业务进行了严格规范,特别是同业中的非标业务,其中第五条规定买入返售(卖出回购)相关款项在买入返售(卖出回购)金融资产会计科目核算,三方或以上交易对手之间的类似交易不得纳入买入返售或卖出回购业务管理和核算;买入返售下的金融资产必须为银行承兑汇票、债券、央票等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具有合理公允价值和较高流动性的标准化资产,卖出回购方不得将业务项下的金融资产从资产负债表转出;第十条规定需按照“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根据所投资基础资产的性质,准确计量风险并计提相应资本与拨备。至此,同业资金对应非标融资受到了有效的控制。


(4)2016年以来,银行表内外的非标融资方式均受到了强力的整顿。

      2014年以来,非标资产的增速相对稳定,但**量规模依旧很高。伴随着16年开始的金融去杠杆,各监管机构合力清理通道,非标融资的表内和表外方式被逐个击破。证监会在16年陆续出台《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管理规定》、《基金公司特定客户资产管理子公司风险控制指标管理暂行规定》等一系列文件,其中规定基金子公司新开展的业务需按照*高3%计算风险资本,并且需根据相关收入计提风险准备金,通道费提升后整体优势不再,但基金子公司本身资金本较少,资本补充难度较大,基金子公司的通道业务大幅收缩;随后17年底和18年初,银监会发布《关于规范银信类业务的通知》55号文和《商业银行委托贷款管理办法》2号文,银信通道和委托贷款业务全面整顿;叠加2017~2018年期间,资管新规的发布,禁止非标资产池业务、禁止非标期限错配、禁止两层以上的嵌套,缺少银行资金的支持等,非标规模大幅缩减。


2、会计处理方式

      通过上文所述,受制于监管机构对于相应产品的投资范围,券商、基金资管计划等多种模式一般情况下仅作为通道形式存在,资金来源方银行资金借用通道将资金直接或者通过信托计划以委托贷款形式或者信托贷款方式投向指定的城投企业。由于非标融资多为长期融资,故城投企业收到投资时简要会计处理方式如下:

借:货币资金

    贷: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其他非流动负债


      需注意的是,从现实具体科目看,部分城投企业会将其直接在科目中记录为“XX信托”或“XX资管计划”,后文中也是通过该种记录辨别并统计为非标融资规模。


(二)以“信托贷款”方式实现非标融资


1、业务模式

      信托公司也可以通过自有资金或者设立信托计划直接将募集的资金对城投企业进行放贷,在相关科目中会指明信托机构的名称。


2、会计处理方式

借:货币资金

    贷:长期借款/长期应付款


(三)以“融资租赁”方式实现非标融资


1、业务模式

      融资租赁业务主要包括直接租赁和售后回租两种模式,由于售后回租模式的融资性质更强,而且由于城投企业拥有较大规模的政府注入资产或者基建业务形成的固定资产,因此,目前融资租赁公司和城投企业合作项目几乎都采用售后回租模式。从售后回租的具体操作流程看,城投公司作为承租人将自有资产出卖给出租人(租赁公司),同时与出租人签订融资租赁合同,再将该资产从出租人处租回的融资租赁形式,其实质是城投公司通过出售租赁物将固定资产转化为货币资本;之后通过支付租金的方式对出售的资产进行回租,来保留对资产的占有权、使用权和控制权。就融资属性而言,融资租赁与银行贷款并无区别,**的区别在于银行贷款需要租赁物抵押权做担保,而售后回租需要用租赁物的所有权进行担保,拥有所有权的出租人在处置租赁物时更加直接方便。需提示的是,由于融资租赁的融资成本一般高于银行贷款,通常城投企业只有在银行贷款困难时,才会考虑更高成本的售后回租融资。

      在售后回租模式实际业务开展过程中,很多采取的是通道业务,即银行负责项目筛选,融资租赁公司以售后回租的形式向承租人发放一笔融资,从而形成应收租金,融资租赁公司用这笔应收租金再向银行做保理融资(一般是无追索权的)或其他应收账款类融资。这种业务中,银行负责资金来源和资金安全,融资租赁公司不负责客户资质审查,也不承担客户违约风险,纯粹作为提供资质的通道。但随着2018年以来“资管新规”的发布,将“消除多层嵌套,抑制通道业务”,融资租赁企业目前大量存在的通道业务亦将有所压缩。


2、会计处理方式

      城投企业从事融资性售后回租业务,向融资租赁公司出售固定资产时,资产的所有权和与其相关的风险都没有转移,相关折旧也由城投企业扣除,实质上属于以等额还款方式向融资租赁公司贷款。简化会计分录如下:

租赁开始日

向融资公司出售并回租资产

借:固定资产——融资性售后回租固定资产

    贷:固定资产——在用固定资产

借:银行存款

      未确认融资费用

    贷:长期应付款

支付租金

借:长期应付款

   贷:银行存款

计提融资租赁资产的折旧

借:管理费用等相关科目

    贷:累计折旧

分摊未确认融资费用

借:财务费用

    贷:未确认融资费用

期满时回购租赁物

借:固定资产——在用固定资产

    贷:固定资产——融资性售后回租固定资产。


(四)以“明股实债”方式实现非标融资


1、业务模式

    “明股实债”,从字面上看即该笔投资在名义上是股权投资,但实质上确实是债权投资——投资人不追求权益性高收益,仅要求具有债权投资的固定回报。根据中国基金业协会对“明股实债”提出的定义:****不与被投资企业的经营业绩挂钩,不是根据企业的投资收益或亏损进行分配,而是向投资者提供保本保收益承诺,根据约定定期向投资者支付固定收益,并在满足特定条件后由被投资企业赎回股权或偿还本息,常见形式包括回购、第三方收购、对赌、定期分红等。该模式在资金量需求较大的基建业务中运用亦较为广泛,运用的机构较多涉及私募基金、保险机构等。


      以中债资信调研的某区域城投企业为例,其“明股实债”的交易模式如下:甲方(某资产管理公司)认购丙方(城投企业全资子公司)的增资,计入注册资本,增资完成后,甲方对丙方的持股比例变为45%,乙方(城投企业)对其持股比例由100%降为55%;N年后,甲方有权利要求以下述两种方式退出投资:1、丁方(XX地方政府)按照约定的时间、比例和价格收购甲方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2、由目标公司通过减少资本的方式收回甲方对目标公司的资本金,直至甲方的资本金全部收回,如果选择由乙方承担收购义务,乙方若无法按时支付收购价款,则丁方承担差额补足义务。可以看出,其投资收回的方式相当于定期分红偿还本金和利息。


     现实中,还有多种“明股实债”的交易结构,例如由资产管理公司或基金公司担任GP为优先级,城投企业担任LP承担劣后级,在优先级达到投资收益后,资管公司或基金公司可以同意城投企业退出。由于“明股实债”将易监管的表内负债变成难监管的表外隐形负债,与政府对于政府债务管控背道而驰,相关政府部门和监管机构也是三令五申规范,例如财政部下发的《关于规范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综合信息平台项目库管理的通知》(财办金〔2017〕92号)明确PPP项目不能以明股实债形式为社会资本方保底;2018年1月5日,保监资金〔2017〕282号文《关于保险资金设立股权投资计划有关事项的通知》叫停明股实债型保险股权计划等,“明股实债”也呈现收紧态势。


2、会计处理方式

收到投资时,

借:货币资金

    贷: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

      收到投资时,项目公司层面确认为相应的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合并报表层面则进行合并处理,投资人投入资金以少数股东权益形式体现,合并报表净资产增加。


投资退出时,

借:实收资本/股本

      资本公积

    贷:货币资金


      对于项目公司自行回购模式来说,项目公司进行股权回购或减资,完成后所有者权益会减少,对合并报表层面来说,母公司对项目公司变为100%持股,合并抵消时不再确认少数股东权益,合并净资产会减少。


四、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现状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非标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城投基建融资的缺口,但是城投企业在享受非标融资带来的融资便利的同时也滋生了以下风险:


(1)城投企业的融资成本不断加重。非标融资借由信托、资管等各种通道流向城投企业,每一道的通道带来的手续费均推升非标融资的利率成本,根据实际调研情况,整体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成本均显著高于银行贷款成本,其中部分城投企业其账面非标融资(例如信托、融资租赁)其利率成本大约为5~7%,但是加入中介费、手续费等后成本超过8%,甚至在融资环境收紧的时候,部分城投企业的融资成本高达15%以上。


(2)非标业务在政策规范下转标压力加大。一方面,监管机构加大对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查处和问责力度,禁止用无现金流的公益性资产开展融资租赁业务,融资租赁业务受限;另一方面,伴随着资管新规的落地,禁止非标资产池业务、禁止非标期限错配、禁止两层以上的嵌套,部分以信贷方式多层嵌套的非标融资业务模式被禁止。由于城投自身盈利能力弱,债务周转及投资支出主要依靠外部融资,在非标融资规模趋窄的背景下,城投企业到期非标产品只能依靠银行贷款及标准化产品来接续。但2018年以来,城投进入偿债高峰期,但市场资金面偏紧,转标压力很大,因此也引发2018年多家城投陆续爆出非标融资逾期等负面消息,非标融资逾期后会进一步恶化该区域内的融资环境,引发更为严重的债务危机,因此需要密切关注非标融资占比高的区域。


      中债资信对全部发债城投企业中同时披露了2016年及2017年审计报告[由于2018年的审计报告的披露时间为2019年4月30日,因此本文尚未整理2018年城投企业的非标数据]且在审计报告附注中披露了非标融资数据的企业进行筛选,共计筛选出930家城投企业满足条件。在对上述样本进行非标融资统计时,统计方法为:从样本企业负债科目明细中统计出全部的有息债务[除了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流动负债、长期借款和应付债券常规有息负债科目之外,还汇总了其他应付款、长期应付款、其他流动负债和其他非流动负债等负债科目内的有息债务]和非标融资规模(主要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资管计划、融资租赁、带回购条款的股权型融资等)。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1、由于绝大部分公司所有者权益披露的信息不全而且“明股实债”的总体规模相对不大,因此本文非标融资规模未包含所有者权益中的有息债务。2、由于部分城投企业负债科目明细披露不详尽,披露不全的有息债务按标准化融资方式汇总处理,因此全国和各地区非标规模存在一定的低估。


(一)全国城投主体非标融资概况

      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城投主体融资规模持续扩张,对非标融资的依赖度增强;低等级城投平台(市辖区、县级和园区平台)债务扩张明显,对非标融资的依赖度更高。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推动下,2016年及2017年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不含电力)同比增速17.40%和19%,基建投资增速仍较高。而受金融市场严监管叠加地方政府债务管控影响,城投融资渠道进一步规范并收窄,融资难度上升,城投主体更为依赖非标融资。从整体规模上看,2017年,样本城投企业非标融资规模为1.65万亿元,同比增长27.55%,非标融资在全部债务中的占比由2016年的9.05%增长为2017年的10.37%。

      从城投行政等级看,市级平台为城投非标融资*主要的构成,有近一半的债务和非标债务由市级平台举借。2017年省级、市级、市辖区、县级、园区级融资平台非标融资规模分别为2,176亿元、9,121亿元、1,087亿元、1,448亿元和2,636亿元,其中低行政等级平台(市辖区、县级和园区政府平台)非标融资债务扩张明显,主要体现为两方面:一是增速高,2017年省级、市级、市辖区、县级、园区级融资平台非标融资规模增速分别为20.55%、21.29%、39.39%、36.33%和51.20%,低行政等级平台(市辖区、县级和园区政府平台)均大幅高于省级和市级平台;二是占比提升,高增速直接导致低行政等级平台(市辖区、县级和园区政府平台)非标债务在全部债务中的比重从2016年的23.16%上升为2017年的28.60%,低行政等级平台(市辖区、县级和园区政府平台)非标债务在全部非标债务中的比重从2016年的27.77%上升为2017年的31.40%。


      从信用等级来看,2017年AAA、AA+、AA和AA-及以下非标融资规模分别为3,608亿元、5,214亿元、7,236亿元、410亿元。AA+和AA级的城投企业为非标融资的中间力量,但是AA及以下的城投企业非标债务扩张明显,规模达7,646.23亿元,同比增长40.42%,远高于AA+及以上的城投企业18.29%的非标债务增速。相应的,AA及以下非标规模/全部债务的比例也从2016年的42.23%提升至2017年的46.43%,其中,低信用等级中的主体也以低行政等级平台居多。

       综合看,可以认为主要由于行政等级低的城投企业融资渠道和资源协调能力相对有限,融资难度更高,因此低行政等级平台对非标融资的依赖度更高。


(二)各地区城投主体非标融资分析


      该部分对全国31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含港澳台)的城投企业非标融资的情况分别进行统计和梳理,并总结出相关特点,如需完整版报告,请联系中债资信市场热线010-88090123。


五、结语


      2018年下半年以来,市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国常会、中央政治局会议、101号文等出台多项政策亦支持基建补短板、市场化原则下有效保障在建项目融资需求,而且资管新规政策相继出炉补丁,非标融资出现一定程度的放松,预期未来城投企业面临的融资环境得到一定修复。但是,一方面,隐形债务高企,“防风险”基本导向不会动摇,而且城投企业非标融资中存在诸多不合规,非标的接续甚至转标上都存在不小的难度;另一方面,在资管新规的束缚下,非标融资的资金来源仍然受到约束,非标规模甚至增速难回前几年,总体看城投企业的融资环境难有显著改善。与此同时,2019年是城投企业债务到期周转的另一高峰期,在2018年城投债务的高峰期和融资传导机制不顺情况下,已经出现多起城投企业非标逾期的案例。整体看,2019年,非标占比高的区域仍然面临较大的风险,尤其是区域内的低等级平台,需密切关注。

来源:海空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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