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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距离“滞涨”有多远?居民贷款占比偏高应引起关注!国内贫富差距已到......

沈建光:中国距离“滞涨”有多远?



近期有关中国式“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其背景是: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滑态势,消费放缓,投资持续回落,外需面临贸易战风险或将拖累下半年经济;另一方面,通胀有上升苗头,其中,房价上涨带动租金价格走高,猪肉价格、蔬菜价格上涨推升食品价格上涨,油价维持高位、基建加速带动生产品价格走高等等。


中国式“滞胀”的判断是否成立?是否有更多的逻辑可以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如何应对潜在的“滞胀”风险?


以下是我9月10日发表在第一财经日报的文章《以减税和改革化解滞胀风险》,供参考。

摘要


近期有关中国式“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其背景是:一方面,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下滑态势,消费放缓,投资持续回落,外需面临贸易战风险或将拖累下半年经济;另一方面,通胀有上升苗头,其中,房价上涨带动租金价格走高,猪肉价格、蔬菜价格上涨推升食品价格上涨,油价维持高位、基建加速带动生产品价格走高等等。


短期内通胀压力仍然温和,通胀现实压力并不明显。虽然短期消费品和生产品价格有上涨的势头,但考虑到去年较低的基数效应,年内通胀应该不会成为现实威胁。更进一步,我们需要避免另一个风险,即类似于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的“流动性陷阱”,即经济下滑,但依靠刺激,经济仍难以恢复活力,也难言通胀。


如何化解“滞胀”风险,还需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从长期来看,需要关注到当前影响通胀上涨的诸多苗头,为防止落入中国式"滞胀",充分借鉴美国应对滞胀的手段——里根经济学,即通过供给经济学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等,势在必行。正如我们一直强调的,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基建不如减税,而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也是中国避免陷入滞胀的关键。



 有关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


近期,有关滞胀的担忧明显上升。这种担忧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考虑到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投资持续回落,外需则面临贸易摩擦风险;另一方面则是通胀有上升苗头,其中房价上涨带动租金价格走高,猪肉价格、蔬菜价格上涨也推升食品价格上涨,同时油价维持高位、基建加速也带动生产品价格不断走高。


那么,如何理解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局,以及怎样应对潜在的“滞胀”风险?减税与深化财税体制、国有企业和土地制度改革,无疑是关键所在。


美国当年的滞胀表现及对策


讨论中国问题之前,不妨回顾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始于石油冲击的美国滞胀困局。彼时,美国GDP增速与工业生产指数多次下滑,甚至在1974年6月出现了负增长,同时伴随着CPI指数与失业率的持续上升,两者分别于80年代初达到了14.5%和10.7%的世纪高位。这种经济增长停滞、同时失业及通胀持续高涨的经济现象被称为滞胀(Stagflation)。


当时,美国经济在经历了十年滞胀之后,里根政府颁布《经济复兴计划》,主要在宏观经济政策、社会福利制度、政府管制等三个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帮助美国走出滞胀阴影。首先,在宏观经济政策领域,里根政府在采取结构性减税、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税税率的同时,也加强货币管制,收紧货币政策。其次,在社会福利政策方面,提出大幅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的主张,涉及失业保障、新生儿家庭补贴、医疗保健、学生营养补贴、住房补贴等200个福利项目的改革。*后,在放松政府管制方面,加快推动市场化改革,如放宽能源政策在内的政府管制;鼓励企业合理竞争,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鼓励企业创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等。


以上的一系列“组合拳”被称为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其成效显著,在打破了通胀预期的同时,也提高了美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使得美国在1983年之后,通胀、失业率开始下降,而同期GDP则开始呈现正向增长趋势,并一度达到80年代中期的8%的高点。这些经济数据标志着,美国依靠里根经济学成功走出了滞胀阴影。


化解滞胀风险


同美国70年代的经典滞胀比较,中国目前虽然还不能称之为典型的滞胀特征,但已有“类滞胀”的苗头,突出体现在经济增速下滑的同时,消费品和生产品价格有上涨的苗头。


从增长指标来看,我国7月份的消费、投资数据出现下滑,外需也由于中美贸易摩擦而呈现不确定性。结合8月*新数据分析,尽管基建提速、8月PMI有所反弹,但高频数据大多数仍处于下行趋势,显示经济活动并不景气。


其中,8月工业生产依然偏弱。结合从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高炉开工率和粗钢产量等高频指标来看,8月工业活动仍旧低迷。如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8月平均值为76.36万吨,环比下降1.36%;高炉开工小幅下滑,8月平均值为66.5%,比7月下降5.3%。


基建有所提速,但房地产销售回落。7月31日政治局会议的“六稳”提出后,国内基建投资明显提速,体现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进度加快;各地掀起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热潮,一度停工的地铁项目也陆续上马;而8月30个主要城市商品房成交面积小幅下滑,显示伴随着房地产调控政策持续,房地产投资也将受到拖累。


此外,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我国净出口面临更多不确定性。贸易摩擦持续可能会影响我国出口,而从广泛的角度来讲,也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


同时,消费仍旧保持低位。受房地产销售回落影响,今年以来,房地产相关消费并不景气,7月家电、家具和建筑及装潢材料销售分别同比增长0.6%、11.1%和5.4%,比6月增速分别回落13.7%、3.9%和1.8%。与此同时,汽车消费出现明显下滑,7月汽车消费下滑2%,而8月乘用车数据亦不乐观。


与此同时,8月以来,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品,从环比角度都出现短期上涨态势。首先,在消费价格方面,居住价格存在上涨压力,食品价格普遍上涨。在经历了2015~2017年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后,近一段时间房租价格上涨明显。而8月以来,受猪瘟、暴雨天气等的影响,食品价格普遍上涨。从前海农产品中生鲜、蔬菜及白条猪批发价格指数来看,生鲜批发价格指数出现上涨,8月环比上涨4.9%;蔬菜批发价格8月环比上涨10.3%;白条猪批发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1.8%。结合历史来看,猪肉价格往往是带动中国CPI上涨的主要引擎。当前猪肉价格也从低位回升,需要保持关注。


其次,在生产品价格方面,石油价格保持高位,基建加速也推高了生产品的需求。今年石油价格已经处于2014年11月以来的高位。展望未来,受各种地缘政治因素影响,如美国恢复对伊朗进行制裁可能导致石油产量减少,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的石油价格战或导致石油输出国组织分裂,委内瑞拉发生港口危机、经济崩溃等原因,预计石油价格还会维持高位。8月以来,PMI略有回升,但主要是靠价格因素带动的。其中,8月出厂价格和原材料购进价格都有明显上涨。此外,铁矿石指数8月环比上升4%;钢铁价格8月环比上涨7%,是近四个月以来上涨幅度*大的,说明基建投资加速可能会进一步推升对生产品的需求。


欲化解有可能发生的滞胀风险,从短期看,消费品和生产品价格环比上涨压力需要保持关注。但是否一定会出现滞胀局面,其实不然。如果从通胀的衡量指标CPI同比以及PPI同比来看,考虑到去年较低的基数效应,目前来看,今年下半年通胀大概率会保持整体温和可控,短期内不会成为现实的压力。


从长期看,需要关注到当前影响通胀上涨的诸多苗头,为防止落入滞胀,充分借鉴美国应对滞胀的手段——里根经济学,即通过供给经济学减税、放松政府管制、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鼓励企业创新等,势在必行。


其实,应对当前中国经济困局,加大基建力度不如减税,而财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重中之重,也是我国避免陷入滞胀的关键。



连平称:居民贷款占比偏高应引起关注



9月12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8月份人民币贷款增加1.28万亿元,同比多增1834亿元,环比则较7月份的1.45万亿元减少。值得关注的是,在8月份新增的人民币贷款中,居民部门贷款增加7012亿元,在新增贷款中的占比达到54.78%,为2018年之*。对此,中国银行业协会行业发展研究委员会主任、交通银行**经济学家连平在接受《中国联合商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居民贷款占比偏高应引起关注。


居民部门贷款增速较高的缘由


数据显示,8月份在人民币贷款方面,分部门看,住户部门贷款增加7012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增加2598亿元,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中长期贷款增加4415亿元;以实体经济贷款为主的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增加6127亿元,其中短期贷款减少1748亿元,中长期贷款增加3425亿元,票据融资增加4099亿元;非银行业金融机构贷款则减少439亿元。


连平表示,由此可以看出,8月份居民贷款7012亿元,为2018年以来第二高月份,仅次于1月的9016亿元。如果看当月新增居民贷款在全部新增中的占比,那么8月份居民贷款在新增中的占比达到54.78%,为2018年之*。他强调“居民贷款占比偏高应引起关注”。


那么,8月份居民贷款增长的原因是什么?有何利与弊?针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的上述提问,连平分析称,8月份居民贷款增长增速较快,首先还是居民购房的需求保持着比较旺盛的状态。尤其是一个时期以来,一线和部分二线城市已经采取了比较严厉的调控措施控制需求。在这种情况下,居民购房的贷款增长规模较大,其实表明更多的城市居民购房需求增长还是比较明显的。在这中间一线、二线和三线、四线城市这方面的需求释放都不小,只是程度有所不同。


8月份居民贷款增长较快的另一个原因,连平认为是商业银行投放居民按揭贷款具有较高的积极性。因为在当前市场预期看淡、风险偏好走低的环境下,住房按揭贷款对于商业银行来说,仍是一个不错的投放选择。虽然制造业和工业增长比较平稳,但在这个方面的投资需求增速还是有所放缓。对于商业银行来说,当然会选择风险较低的按揭贷款。再说按《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的规定,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风险权重为50%,按揭贷款资本占比为普通贷款的一半。在目前银行资本充足率有所下降的情况下,银行会倾向于个人住房抵押贷款的投放。


连平强调,在当前国际经济不确定性比较大的环境下,出口产业未来可能会面临比较大的压力,银行对于出口行业的投放应该会比较谨慎。目前来看基础设施建设这方面的需求增长还是比较有限,可能还有许多需要推进的项目还没有真正落地。加上一段时间以来地方政府的融资能力受到制约也影响了相关项目的推进,所以商业银行在该领域的信贷投放也处在一个缓慢增长状态。


“因为毕竟按揭贷款还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它的风险可控,因为它有抵押物。同时相关的政策还有一些优惠,比如说在资本金方面,这些都对按揭贷款的投放带来积极的推动,所以这样商业银行投放按揭贷款会是比较积极。”连平说。


连平指出,商业银行在这个月住房按揭贷款的比重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前几个月同样也曾出现了住房按揭贷款占比相对比较高的状况。这反映了商业银行是有更多的信贷资源流到这个领域中去了。这是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环境变化、依据商业原则做出的一种选择,其实也是一种合理的选择。但在客观上看,更多的信贷流入了居民部门,对于居民部门杠杆水平的上升带来了进一步的推动。在三年之前,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处在一个比较合理的状况,所以它有了适当加杠杆的空间。但近年来居民部门杠杆水平大幅上升,由2015年的39.9%升至2017年的49%,2018年6月来进一步升至51%。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已经到了需要加以关注的程度。


与此同时,连平指出,商业银行信贷资源投入到居民部门的比例偏高,事实上也会影响到其他方面的信贷投放。资源不足的问题会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融资可得性和融资成本。对于实体经济来说,目前应该给与更多的融资支持。因为社会融资规模在今年以来整个增速是明显放缓的,有不少的品种是**的下降,下半年恐怕这种态势也很难根本改变。所以现在的问题是要推动信贷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投放到实体经济中去。


当然,从总体上看,近年来按揭贷款同比增速是逐年下降的,2016年为37.4%,2017年为21.7%,2018年1-8月为18.5%,逐步向贷款的平均增速靠近。同时按揭在整个信贷增量中的占比也在下降,2016年为38.7%,2017年为28.8%,2018年1-8月为25.4%。下半年的后四个月,伴随着实体经济信贷需求的上升,按揭贷款占整个信贷的比重应该会有所下降,单月占比高于50%的状况不会是个常态。但18%以上仍属于不低的增速,信贷增速近年来大致在12-13%区间。


按揭贷款快速增长的利与弊


那么,居民贷款增长速度比较快,对消费的影响有多大?针对《中国联合商报》记者提出的上述问题,连平表示,首先从短期来看,居民部门住房按揭贷款增长和规模都比较明显的扩大,应该说对短期消费可能是会有些推动。因为居民购房之后,通常需要进行装修,包括购买家具、装潢材料、纺织品等,也可能买房之后还有购车的需求。所以从连带的拉动效应来看,应该说按揭贷款增长对短期消费的推动可能会产生一些积极作用。


但从长远的角度去看,我们要关注的是居民部门贷款增速很快,使得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快速上升,居民部门的负债就会达到偏高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未来居民部门会有更多支出花在本金和利息方面,这样就会影响居民未来长期的消费能力。


“尤其是在中国,房价上涨偏快,住房开支对于居民部门产生的压力不断增大,加了杠杆之后会带来更大的还本付息支出,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这是不利于长期消费增长的。”连平说。


连平指出,从经济运行的角度来看,居民住房按揭贷款增长比较快,其实也反映出住房的销售额增速是不低的。随着住房销售保持一个较高的增速,更多的开发商将手中的住宅卖掉之后,就会增加他们的收入;而收入增加之后,也有可能会推动下一步的房地产投资。所以按揭贷款投放增大对于房地产投资在未来一个阶段保持在一个不低的增速,可能会起到积极的作用。我们看到,房地产投资从去年到今年,虽然出现过一些小幅度的波动,但是总体还是处在一个相对较高的位置上。2018年1-8月房地产投资增速达到10.1%,持续高于市场预期。


房地产投资未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增速,对整个经济的运行也是有好处的。因为今年以来投资的增速持续地下滑,当然其中*主要的是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大幅度的回落。房地产投资保持平稳的增长,有助于投资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短期来看,住房按揭贷款增长比较快,对于短期内房地产消费也是一个推动因素。考虑到投资加消费的拉动,按揭贷款增长较快有助于减缓下半年经济下行的压力。


政策应该怎样应对?


针对目前的这种状态,对于房地产的相关政策,连平认为首先应该进一步地促进供求之间的平衡,使得房价上涨的压力减轻。“因为目前房地产尤其是住宅的按揭贷款增速偏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房价的上涨。这种状况如果持续下去,会给居民部门的杠杆水平带来更大的压力。”连平说,“因此我认为,首先住宅的价格应该控制在一个平稳的水平上,而关键是要解决供给如何合理满足需求的问题。”


第二方面的政策建议,连平认为就是银行应该在监管部门的指导下,对住房按揭贷款的投放进行合理安排,保持比较合理的投放节奏,避免按揭贷款在信贷增量中占比过高;同时配合整个房地产市场的总体调控,避免由于信贷投放在这个领域中过多而带来需求旺盛的状态。


第三方面的政策建议,连平认为是那些购房需求比较大、住房按揭贷款投放增速过快的地区,对于三套房的购房贷款利率应该适当地向上提升。在利率上适当地做些调节来增加其交易成本,是可以考虑的一个选择。对于三套房以上的需求则不应再提供信贷。



国内贫富差距已到危险地步,我们该怎么办?



有越来越多的确凿证据表明,国内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十分危险的程度。

文 / 华商韬略 赵建勋

日前,惟道风险研究院编制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公平与贫富差距问题研究》报告公开发表。报告表明,目前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突破破坏拐点,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提高将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

这份报告以贫富差距为核心,构建了综合法律、社会文化、金融等影响公平维度的蒙格斯社会公平指数。与广泛使用的基尼系数相比,它从多角度测度贫富差距,还可区别同一经济体内城乡、省份、收入阶层间的贫富差距和公平失衡状况。

该研究发现,贫富差距指数与经济发展存在三个拐点:差异拐点(0.2)、黄金拐点(0.463)及破坏拐点(1)。当贫富差距指数低于0.2时,**平均造成动力不足;指数在0.463左右时,对经济增长的动力效应*高;而指数一旦超过临界值1,就意味着贫穷人口会有日益强烈的被剥削感,抑制经济总量的提升。

而在2018年,我国的贫富差距指数已经越过了破坏拐点。

根据该报告,2002-2004年我国社会公平程度还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社会竞争秩序、制度环境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善。而从2005年开始,社会公平指数显著下降,这主要是由于以房地产为主的存量财富,以及资产的金融化,显著扩大了贫富差异。

中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大?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国内外很早就开始了,结论也很明确,就是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十分悬殊,而且扩大速度极快。

中国社科院2009年发布的《中国社会发展年度报告》就宣称,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急剧拉大,基尼系数已接近0.5的高压线,达到了0.496,收入分配严重不公。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16年我国基尼系数达到0.47,高于美国(0.41)、英国(0.35)、加拿大(0.32)等西方发达国家。

要知道,1981年我国基尼系数只有0.281,到2000年就已经达到了0.409。而美国基尼系数1967年为0.394,2008年不过0.466。很明显,美国的收入差距虽然也呈现扩大趋势,但速度比我们要慢得多。中国不平等变化的速度非常地快。

▲国家统计局统计的我国基尼系数变化

联合国约有 190 多个国家,在有完整的统计数据的 150 个国家中,基尼系数超过 0.49 的不超过 10 个,排名前十的除了中国外,就是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国家。

如果我们查看社会机构统计的基尼系数,会发现要远远高于官方数据。

中国人民银行与西南财经大学共同创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有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高于官方公布的水平,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

北京大学发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则指出,1995年我国财产的基尼系数就已经达到0.45,2002年为0.55,2012年我国家庭净财产的基尼系数达到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瑞信研究院(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的2016年《全球财富报告》数据显示,中国家庭财富总量仅用15年就完成了从6.3万亿美元到23万亿美元的增长,同样的增幅美国花了33年。中国超级富豪的增速更是惊人,2000年以来全球超高净值个人的数量增加了2.16倍,而中国增加了100倍!

彭博社2018年的*新报道则称,中国不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可相差4万6千美元,上海和北京的人均收入几乎与瑞士等同,但其他一些地区则更接近危地马拉。

导致中国贫富差距过大的原因很多,其中财产收入快速增长是重要因素。比如,房地产价格上涨使得拥有多处物业的富裕阶层从中大获收益。资本市场也是财富的放大器。

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未来中国财富分化的总体态势不会改变,如何放慢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如何避免弱势人群的处境进一步恶化,是一个现实问题。

国外的经验表明,改革税收制度是极为重要的一步。与大部分国家都不同的是,我国的税收比例中,间接税占了绝大部分。而西方发达国家刚好相反,是直接税占到了绝大部分。

两种方法*终都是由老百姓承担,但直接税的好处在于更有针对性,包括个人所得税、财产税、房产税在内,都可以针对高收入群体征收更多的税,缓解贫富差距。

在中国,尤其要征收累进税向富人征更多的税,向穷人征更少的税,不如此是无法改变贫富差距恶化趋势的。

其次,是要重新调整财政收入的用途。中国收了这么多税,过去很大一部分花在了****很慢、很低的基础设施和国企身上,但对教育、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方面的投入严重不足。加大这方面的投入,也十分有助于减少低技能人口数量,增强人们的安全感和获得感,改善底层和中层人民的生活。当前,政府也正在努力增加这方面的投入。

此外,进一步打击腐败,确保财富在个人手中积累的过程符合法律和政策,也十分重要。

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致富*快的人通常做三件事情,一是玩房地产,二是玩金融,三就是玩特殊关系。要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恐怕也得从这几方面入手。

还有一点极为重要,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的萎缩、失业人口的增多、对人口流动的限制,也都会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而贫富差距扩大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储蓄率增加,消费陷入低迷。如果放任贫富差距扩大,还会对经济结构转型和社会维稳带来不利。

来源:中国资本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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